新城平台「新城注册」登录首页药害是指在农田化学除草过程中，由于除草剂的作用，导致作物受害。从整株来看，主要表现为植株矮缩、畸形、丛生；从根系上看，主要是根系生长受抑制，根尖膨大，根短而粗，无次生根或很少，无根毛；从茎上看，主要是茎缩短、变粗、弯曲、脆弱易折断；从叶片上看，皱缩、卷曲、失绿、变黄、干枯；从芽上看，生长点坏死或畸形，导致生长停滞；从花上看，萼片、花瓣、雄蕊、雌蕊数增多或减少，形状异常，花而不实，由此造成减产，甚至死苗绝产。其种类有以下4种：一是对当茬作物产生药害；二是对敏感作物产生药害；三是对下茬作物产生药害；四是“二次药害”。

　　除草剂具有很强的专一性和选择性，其防除对象有一定的范围，一旦用错就会产主药害。如2，4-D丁酯主要是在麦田使用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如果错用于棉花、瓜菜等，就会产生药害。如果把灭生性除草剂草甘膦或克芜踪错误地当成选择性除草剂使用，喷到作物上，也会产生药害。

　　除草剂的适用期是很严格的，有些除草剂只能是播种前或播后苗前使用，苗后使用就会产生药害。有的除草剂需在苗期使用，在苗较大时用就会产生药害。如麦田除草剂用在春天防除杂草，必须在小麦苗期至拔节前使用，小麦拔节后再用就会发生药害；玉米田使用的2，4-D丁酯，用晚了就会产生药害。

　　除草剂的使用量是有规定的，任意加大用药量也会造成药害。当前农民在购买和使用除草剂时，为了保证除草效果，随意加大用药量，这势必造成一定的药害。

　　除草剂的使用是有一定环境条件要求的。如果把除草剂用于砂性土地，则很容易产生药害，特别是水溶性大、移动性强的除草剂。在温度过高或低温时作物抗逆性差，此时使用除草剂也易造成药害。不同作物品种对除草剂敏感性也有差异，敏感性强的品种也容易产生药害。在大豆田应用甲草胺、异丙甲草胺以及乙草胺时，喷药后如遇低温、多雨、寡照、土壤过湿等，会使大豆幼苗受害，严重时还会出现死苗现象。

　　在土壤中持效期长、残留时间久的除草剂易对轮作中敏感的后茬作物造成伤害。如玉米田施用西马津或阿特拉津，对后茬大豆、甜菜、小麦等作物有药害；大豆田施用广灭灵、普施特、氟乐灵、氟磺胺草醚，对后茬小麦、玉米有药害；小麦田施用绿黄隆，对后茬甜菜有药害。此种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易于发生而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如多喷头喷雾器流量不一致、喷雾不均、喷幅连接带重叠、喷嘴后滴等，造成局部喷液量过多，使作物受害。用过除草剂的喷雾器，没经彻底清洗，又喷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往往致使敏感作物发生“二次药害”。

　　高挥发性除草剂，如短侧链苯氧羧酸类、二硝基苯胺类、硫代氨基甲酸酯类、苯甲酸类等除草剂，在喷洒过程中，100μm的药液雾滴极易挥发与漂移，致使邻近被污染的敏感作物及树木受害。而且，喷雾器压力愈大，雾滴愈细，愈容易漂移。在这几类除草剂中，特别是短侧链苯氧羧酸酯类的2，4-D丁酯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地面喷洒时，其雾滴可漂移1000～2000m。禾大壮在地面喷洒时，雾滴可漂移500m以上。

　　不同除草剂品种间以及除草剂与杀虫剂、杀菌剂等其他农药混用不当，也易造成药害。如酯类除草剂与磷酸酯类杀虫剂混用，会严重伤害棉花幼苗，敌稗与2，4-D丁酯、有机磷、氨基甲酸酯及硫代氨基甲酸酯农药混用，能使水稻受害等。此类药害，往往是由于混用后产生的加成效应或干扰与抑制作物体内对除草剂的解毒系统所造成的。

　　在通气不良的稻田土壤中，过量或多次施用杀草丹会形成脱氯杀草丹，严重抑制水稻生育，造成水稻矮化。

　　首先根据作物种类和防除对象，购买对路除草剂，依据标鉴上的说明，弄清药剂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含量和使用量；其次，搞好药械检修，做好试运转，进行清水模拟试喷，计算好喷幅，行走速度和1喷雾器（1桶）水应喷的面积；再次，准确丈量土地面积，按实测面积计算药量，防止药量过大或不足。

　　根据除草剂的性能，播前土壤处理，播后苗前、苗期茎叶处理都必须掌握好用药适期，如播前施药要在播种前7d左右喷洒混土，播后苗前应在播种后3d内喷药，茎叶处理要在苗期进行。

　　用药量要根据杂草密度、大小以及气候条件等确定用药量，特别是一些高效除草剂，必须严格控制用药量，防止发生药害。

　　要根据除草剂的性能、对某种作物的敏感度确定间隔距离（至少500m以上），避免除草剂飘移到敏感作物上发生药害。3.5选择适宜环境条件用药

　　要根据土壤温度、湿度、土壤质地、整地状况等正确选择施药，在大风天和炎热中午禁止用药。砂性土壤应适当减少用量或不用。

　　使用除草剂最好采用二次稀释法，即先把原药用少量水稀释搅拌均匀，然后再按稀释倍数加足水量，喷药时做到均匀周到。

　　喷过除草剂的喷雾器械要认真彻底清洗干净，改喷杀虫剂或杀菌剂前要用清水试喷，确定无药害时再用。除草剂和杀虫剂不宜混喷。

　　因为连年使用同一种长效除草剂有累积作用，容易造成杂草产主抗药性或产生药害，影响下茬作物，要合理轮用不同的除草剂。

　　使用灭生性除草剂时，要在喷雾器喷头上加戴防护罩，定向喷雾，避免将药液喷到作物上，发生药害。

　　在推广使用新的除草剂之前，要搞好田间试验，检验除草剂的除草效果和对农作物的安全性，防止发生药害。

　　一些农民由于缺乏除草剂使用知识和经验，有的甚至用1个喷雾器喷用多种除草剂，因此导致除草剂药害农作物的严重后果。一旦农作物受害，应及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减轻或避免损失。

　　喷除草剂过量或邻近作物的敏感叶片遭受药害时，要立即用干净的喷雾器装入清水，对准受药害植株喷洒3～5次，可清除或减少作物上除草剂的残留量。对于一些遇碱性物质易分解失效的除草剂，可用0.2%的生石灰或0.2%的碳酸钠清水稀释液喷洗作物，效果较好。对药害连片的田块，除进行叶面喷水冲洗外，还应足量灌水，促使根系大量吸水，以降低作物体内药物浓度，缓解药害。对于施药过量的田块，应及早灌排洗田，将大量药物随水排出田外，能有效减轻药害。

　　用1500倍液云大－120用量为375～450mL/hm2，或用225mL/hm2的1000倍植物动力2003；500倍或绿风95，在上午露水干后或傍晚用喷雾器喷在作物叶片的正反面上，可收到“起死回生”的效果。针对药害性质，应用与其性质相反的药物中和缓解。如小麦、水稻喷施2，4－D丁酯过量时，可喷施20mg/kg的赤霉素稀释液，用量为600～750kg/hm2，喷后7d，茎叶生长即恢复正常，比未喷施赤霉素的增产10%以上。

　　依照作物生长季节和对肥料的需要，适当增加肥量，结合浇水追施速效化肥。除进行土壤追施速效肥外，还要叶面喷洒1%～2%的尿素或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对促进作物生长、提高作物抗药害能力有显著效果。

　　根据作物生长季节，适当增加中耕松土次数。中耕由浅到深，增强土壤的透气性，提高地温，促进有益微生物活动，加快土壤养分的分解，增强根系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能力，使植株尽快恢复生长发育。

　　农药环境毒理学是植物保护、制药工程和药学专业的本科专业选修课，同时也是农药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选修课。农药环境毒理学是利用毒理学的方法研究农药在环境，特别是空气、土壤和水中的代谢及其对人体健康和其它生物有害影响的一门科学。它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涉及化学、物理、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正确评价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安全性，为农药的合理使用，防止农药的污染和指导开发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青岛农业大学《农药环境毒理学》课程建设为例，探讨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实践经验。

　　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加强，对农药的要求也愈严格。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农药与食品安全、农药与环境、农药与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学习农药环境毒理学，掌握该方面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进行农药环境毒理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进行改革，使教学内容体现当前本学科的发展水平，使学生能很好地掌握农药环境毒理学的理论知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农药环境毒理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门新兴学科，同时也是交叉学科，涉及化学、物理、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供教学使用，我们通过对其他农业院校的调研及相关资料查阅［1］―［5］，制定了《农药环境毒理学》教学大纲，共32学时，2学分，其中理论学时24，实验学时8，详见表1。

　　改革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效益的有力保障。本课程内容比较杂、难度大，既有化学方面的知识，又需要生物学方面的知识，所以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只有从“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才能事半功倍，学好、用好。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采用启发诱导方法传授知识、培养能力，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6］。如我在介绍农药环境毒理学的起源及发展时引入具体的事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激发起强烈的学习热情。再适时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为什么有机氯类杀虫剂禁用了？通过这种方法帮助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在我的引导下一步步找答案，从而对该课程的学习有了激情。

　　要达到比较理想的教学效果，课堂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尤为重要。多种方法的灵活运用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可以提高教学效益。如在农药在生物体内的代谢章节中，比较同一种杀虫剂在不同生物体内的代谢类型，找出共性，分析差异点，使学生了解研究农药在生物体中的代谢不同有何意义，这样既可总结课堂的内容，又使其有连贯性和系统性。

　　注意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黑板板书与多媒体课件相结合，黑板板书传统的教学方法有其优势，相对现代教学手段而言速度慢、范围窄。多媒体教学手段集声音、图像、视频和文字为一体，具有形象性、多样性、新颖性和趣味性等特点［7］。前者重现性好，学生印象深刻，而后者学生不便记笔记。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可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课堂讲授与网络课堂相结合，通过学校统一建立的教学网络平台，将教案、讲义放在网络上，可使学生能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学生可在网上提问，教师回答，师和互动，提高学习效果。

　　实验教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实验巩固、理解理论课所学的方法原理，培养学生动手、观察、创新的能力。本课程有8学时的实验课，其中4学时农药对非靶标生物毒性实验，是验证性实验；2学时农药对作物的安全性测定的实验，是设计性实验，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设计出实验方案，然后动手完成，调动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实验动手的积极性、创新能力及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理解掌握；2学时环境中农药的监测实验，是综合性实验，有利于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掌握理论知识。

　　考试不仅仅在于检查学习成效，更重要的还在于发展深化学生对本课程的认识，备考及考试过程应该是巩固提高过程［8］。《农药环境毒理学》课程共2学分，其总成绩将由理论课学习成绩、平时成绩（实验成绩、课堂提问、课堂讨论）和上课出勤成绩三部分组成。各部分在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30%和20%。理论课学习成绩通过闭卷或开卷考试或提交课程论文的形式来判定。

　　我针对《农药环境毒理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并在该课程的教学中进行了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药环境毒理学》课程建设及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项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需要教学工作者合作、探索和交流。为了培养知识经济下的创新复合型植物保护人才，我们仍需不断地探索、实践，争取更大的发展。

　　［1］徐汉虹主编.植物化学保护学（第四版）［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2］林玉锁编著.农药与生态环境保护［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3］鲁明中，陈年春编著.农药生态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4］蔡道基主编.农药环境毒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7］刘兵.多媒体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J］.大学时代教育研究版，2006，（6）：67.

　　［8］吴锦淑，杨从军，袁忠林等.浅谈高校考试改革的问题与对策［J］.考试周刊，2007，（30）：2-3.

　　基金项目：部级植物保护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编号：TS2279）和青岛农业大学教学研究课题（2009）。

　　摘要农药学是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对高等农业院校农药学课程的设置体系、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了创新性的改革探讨与实践,内容包括课程设置改革与创新、教学多媒体课件(cai)和教案的优化完善、教学方法多元化、创新型设计性实验、适时更新教学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实践效果。

　　1998年国家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发生了重大变革[1]。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包括人才目标的培养、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和教材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其中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教学改革的最基本环节。农药学是高等农林院校植物保护、动植物检疫等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在培养高素质的植物保护人才中占有中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是制药工程、环境科学、园艺、农学、林学等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该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实践性与综合性,涉及到有机化学、分析化学、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知识。自2006年以来,笔者在已取得的教学成绩基础上,积极进行农药学课程设置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内容的更新,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农药学课程的设置必须照顾到学科发展的全面性,其内容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再到管理法规都应纳入教学范畴,而对已有较快发展的分支学科,如农药环境毒理学、农药生物化学、农药剂型加工、农药管理与经营等,则另设课程进行教学[2]。由于以往开设的农药学课程主要以农药应用基础和毒理为重点,所培养的学生不能满足当今社会对农药残留分析、新农药开发和知识产权保护、农药登记等方面人才的强烈需求。在本课程的设置中就加强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开设农药残留分析专题、新农药开发的原理与方法、有害生物抗药性、农药环境行为等方面课程内容。

　　目前,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加入wto以后,农药残留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重要瓶颈,同时也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的绿色贸易壁垒。围绕农药残留分析这个热门主题,充分利用当今网络资源和多媒体手段介绍农药残留概念、农药残留存在形式、农药残留来源、残留与残毒区别联系、农药残留分析方法、农药残留污染防止与控制措施。农药残留分析需要化学与农药学紧密结合,要求有具备农药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等综合素质的人才,尤其是分析化学基础扎实的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不指定某一具体教材,而是大量地介绍和推荐教学参考书和资料,有利于学生知识的融会贯通和消化。

　　目前全国大多数高等农业院校中,农药学的课程设置是先上完理论课再上实践或实习课,实验课是稍后于理论课,这一点笔者从每2年的一次的“全国农药教学科研工作研讨会”上可以得知。笔者认为将课程实习穿插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可能更加合理一些。因为学生在学习农药学课程之前,对农药品种、防治对象、使用方法、室内生物测定、田间药效试验等都没有基本认识,学起来觉得枯燥、费力[3]。倘若在教授这些内容之前,先安排学生去实验室、农药厂和田间实地参观,初步了解农药学的基本知识、室内生物测定过程和田间药效试验过程,这样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参观内容来讲授,学生学习起来要生动直观得多。同时,通过实验室参观可以了解本领域的一些研究方向,将科研和教学联系起来。学完理论课以后,针对某种作物上某种有害生物,组织学生设计1个相关田间药效试验或生物测定实验并认真执行,使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可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笔者通过近3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显著提高。

　　因特网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计算机的逐步普及,给教育带来极大的发展空间,网络教育应用而生。网络课堂是传统课堂的拓展和补充[1]。笔者深刻认识到在多媒体与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教学领域的今天,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学生在网络背景下的自主学习作用,而教师则更多地帮助、促进和指导学生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农药学课程的学习。

　　在教学团队已有的多媒体课件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药学》多媒体课件。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认真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各章节教学要求、重点难点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用传统教学手段难于解决或效果不理想的地方,并根据多媒体教学的特点,依次确定了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制作重点和教学模式,确立了“多媒体教学课件并非备课笔记的拷贝”的基本制作思路。在此思路的指引下,教学团队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脚本设计,将课件内容进一步细化,具体到课件每一屏的显示内容、屏幕设计以及教学过程的操控等。多媒体课件结构完整、连续,重点突出,演示效果良好。自2006年以来,笔者一直在不断更新多媒体课件的内容及表现形式,在2005~2007级植物保护专业、2005级学分制环境专业、2006级环境科学专业、2007级环境工程、2007级生态专业、2006~2007动植物检疫1 000多名本科生中应用以来,得到了学生、校教学督导组专家、学院领导以及其他任课教师的一致好评。

　　在《农药学》教案的编写过程中,大胆尝试改革和创新,对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方法、课时安排、板书内容、本次课小结、思考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在每一章节后都进行教学自我总结,找出成功经验和不足地方。此教案在教学过程中效果良好,获得了校教学督导组听课老师、专家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并在2008年安徽农业大学优秀教案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传统的教学方法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轻能力的培养,“满堂灌”、“填鸭式”等教学方法有碍于学生积极思维的创造性能力的培养[4-5]。本着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教学原则进行了多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在理论课堂中运用了课堂讨论教学法、启发法、讲座法、主体易位法,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比如课堂讨论教学法:结合《农药学》教学内容,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安排讨论比较重大的、有生产实际意义的问题,如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农药新剂型的开发、天然源农药的前景、农药抗药性的产生与治理、农药残留与食品安全等问题。要求学生通过检索大量文献,归纳总结,大胆发言。学生热情很高,积极参与,虽然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学习能动性大幅度提高。视学生论述的内容及情况给予指导及评分,成绩纳入平时成绩。

　　目前课堂教学主要是以讲授式为主,学生更多的是被动接受。针对这种情况,采用主体易位法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在讲农药品种部分,针对农药品种繁多,学生难以记忆且枯燥这一现实情况,在课前选出目前生产上常用的重要品种,采取自荐形式,让学生选择一个感兴趣的品种,课下自行查阅文献资料,按照药剂名称、结构式、理化性质、特性、防治对象和使用注意事项做成幻灯片,由学生讲解,并随堂提问,调查学生掌握情况,并鼓励其他同学向讲解学生提问。对于重要品种,及时补充和强调,如讲拟除虫菊酯杀虫剂时,询问学生三氟氯氰菊酯为什么比氯氰菊酯的杀螨效果好,然后通过比较其结构式给出答案(三氟氯氰菊酯含有氟原子,结构中引入氟原子,其杀螨活性提高且毒性降低)[3]。采取主体易位的教学方法可以培养提高学生查阅资料、分析问题、综合归纳和口头表达能力。

　　长期以来,高校实验教学受到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影响较大,虽然经过多年改革,但仍未摆脱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束缚,即实验课附属于理论课[6]。而且目前大多数实验都属于验证性实验,学生知道怎么做,不知为什么做,创造能力得不到提高。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把所学得的农药污染与防治基础知识应用于实验选题与自主综合设计。通过创造性设计1个或几个小型实验研究项目,在一定的实验条件和范围内,完成从查阅资料、选题、实验设计、亲自动手操作到结果分析和报告撰写全过程。设计了“fenton试剂光催化降解毒死蜱废水设计性实验”,应用效果良好,并于2009年得到学校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项目的资助。

　　目前,国内高等农林院校农药学教学一般参考《植物化学保护》这本教材开展的,而教材编写、修订过程中,由于课程体系和更新速度方面的原因,很难将本领域的新的研究进展和动态编写到教材中去[2]。在理论讲授时,采用专题形式介绍生物农药新进展、农药剂型加工新进展,使学生所学知识不至于与生产及研究前沿脱节。

　　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是在加强基础和实践的同时,精选和更新部分教学内容,正确处理课程内容多与少,知识急剧增长和课程中局部内容陈旧落后矛盾。如:在讲授农药剂型时,传统的剂型乳油、可湿性粉剂、粉剂虽然在农药剂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大的作用,但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这部分内容略讲,增加了生产上使用新剂型的讲授,如水分散粒剂、泡腾片剂、微乳剂、水乳剂。此外,还对生物源农药开发的新进展和学科前沿研究进展进行讲授,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发学生的科研潜能。

　　总之,农药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实践,要与时俱进地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更新,不断地摸索出符合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拓宽学生专业知识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进教与学双方的配合,教学相长,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才能为培养高素质的农药学人才创造有利条件。

　　[1] 徐秋芳,孙向阳,姜培坤,等.高等林业院校土壤学课程的创新改革与实践[j]. 高等农业教育,2008(9):56-59.

　　[2] 曾鑫年,徐汉虹,胡美英.农药学教学实践与改革的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03(1):73-74.

　　[3] 黄继光,周利娟,徐汉虹.植物化学保护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10,8(1):237-239.

　　农药的污染途径众多，但农药之所以会造成严重的污染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基本特性，如：农药的理化特性，包括：农药的溶解性、降解性、附着性、渗透性和内吸性等。

　　顾名思义，直接污染就是农药的有害部分直接作用于受污染体。农药直接作用于蔬菜瓜果等可食作物的表面，经过长期的生长过程侵入其内部，在进入食物链，就直接危害人体健康。

　　所谓间接污染，就是说作物的食用部分并非农药的直接受体，而是农药经由土壤中的水分养料进入作物体内并富集，从而形成农药残留。

　　农民为减小作物受病害、虫害等灾害的影响，不仅会违规交叉使用蔬菜上禁用的高毒农药，例如：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等。而且还会频繁用药或增高用药量，这些都是造成农药污染的主要途径。

　　农药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对减轻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作用是不可忽略的，但是，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农药在对作物实施保护的同时会才六在作物体内，通过食物链而危害人体健康。科技论文。具体而言，农药可经过消化道、呼吸道及皮肤三条途径进入人体而引起中毒。尤其是有机磷农药，可以通过皮肤进入人体，从而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危害。某些高效农药，会引起急性中毒，严重者会引发生命危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得到了重视。农药多是以液体喷洒使用的，在喷洒中或使用后，农药中的拥堵成分会随水分一起蒸发到空气中，从而对大气造成影响，如果污染物的含量超过本底值，并达到一定数值就称为污染。如果污染物浓度超过卫生标准或生物标准，就视之为污染或严重污染。而一旦达到污染或严重污染，就势必会对人体健康、其他生物健康及整个生态平衡造成威胁。

　　水体中农药的来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向水体直接施用农药；含有农药成分的雨水落入水体；植物或土壤粘附的农药，经水冲刷或溶解进入水体；生产农药的工业废水或含有农药的生活污水等进入水体等。农药的使用时刻都危害着水环境及水生生物的生存，甚至会破坏水生态平衡。科技论文。如密西西比河、莱茵河等一些世界著名河流的河水中都检测到严重的农药超标问题。

　　土壤中的农药来源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农药直接进入土壤，如除草剂的施用；第二种是防治病虫害喷撒农田的各类农药。第三种是随着大气沉降，灌溉水和植物残体。而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深入土壤之中的农药会随着养料和水分进入作物体内；另外还会对土壤微生物的生存造成危害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造成了农药使用品种多、用量大的局面。然而，可有人知晓，对作物所使用的农药中70％~80％直接渗透到自然环境中，并对土壤、水甚至是人们一心想要保护的农产品造成污染，从而进入生物链，对所有生物和人类健康都产生严重的、长期的和潜在的危害性。

　　尽管我国从实施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来，在病虫害防治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离完全控制化学农药对环境污染的目标还有很远。植保是我们不能放弃的，如何才能使植保的功能兼顾持续增产、人畜安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多方面。采取相对有效的防治措施，充分发挥自然抑制的作用，将有害生物种群控制在经济损害水平下，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都达到相对平衡的程度。

　　摈弃传统的以农药抑制作物病虫害的思想观念，由新的、更合理的方法取代。比如生物防治，利用生物防治作用物来调节有害生物的种群密度，以生物多样性来保护生物，使有害生物的在种族密度保持在经济效益所允许的受害范围以内。科技论文。从持续农业观念看，这种方法是十分可行的。不过从技术上看还有待研究与推广。

　　要在植物病原体常规监测方法中的孢子捕捉、诱饵植株利用、血清学鉴定基础上开展病原物分子监测技术的研究，采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监测病原物的种、小种的遗传组成的消长变化规律，为病害长期、超长期预测提供基础资料。对害虫的监测也可利用现代遗传标记技术(RFLPRAPD等)监测害虫种群迁移规律。对于杂草应充分考虑到杂草群落演替规律，分析农作物杂草、杂草杂草间的竞争关系，另外还应考虑使用选择性除草剂给杂草群落造成的影响，对杂草的生态控制进行研究。

　　为适应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预测、预报应对有害生物的消长变化做出科学的判断，也就是要对有害生物消长动态实施数年乃至十年的超长期预测。要在更人的时空尺度内进行，其理论依据不单单只是与有害生物种群消长密切相关的气候因子，亦包括种植结构、环保要求、植保政策以及国家为实现农业生产持久稳定发展所制定的政策措施。

　　[1] 冯雨峰，闾振华，化学农药对环境的危害原因及其防治对策[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7-1

　　[3] 刘英东，化学农药对环境的危害及其防治对策的探讨[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1

　　[4] 海浪，大协作致力降低农药污染[J].山东农药信息，2010-02

　　[5] 刘世友，农药污染现状与环境保护措施[J].河北化工，2010-01

　　职业院校新农村经济发展药学服务科技服务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新农村建设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文件精神，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发挥自身优势，在产业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幸福指数、促进农村和谐，更好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方面，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现阶段针对农村医药产业特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的途径和方法在国内还很薄弱，沈阳市化工学校立足辽宁省地区经济，依托医药产业，充分利用医药类院校的现有资源，从人力资源和产品市场二个方面入手，在增强农村医药行业的服务能力;规范药品零售业的管理模式;提高中药种植和养殖的技术水平;增强市场意识，提升市场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

　　农村经济建设人才是关键，沈阳化工学校以校企联合培养农村药房“药学服务”人才模式创新试验区为依托，以“实习与就业”相结合为基础，积极探索订单式校企联合培养农村药房“药学服务”人才模式。可通过以下举措：一是开展农村社会药房药学教育。改革培养模式，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才培养，而非传统的以药物为中心的培养模式。目标主要为培养农村社会药房“药学服务”人才。二是为适应人才知识能力和结构的要求，创新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应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以突出培养沟通能力，药品合理实用能力，加强人文关怀为主线。突出应用型人才的特点，增加农村社会药房实践教学环节，强化综合技能的训练，与企业合作共建立实践综合技能训练项目，以适应社会药房的需要。近年来，与辽宁天士力连锁药店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实习与就业相结合的关系，并就联合培养社会药房药师、提高社会药房药学服务质量等进行有益的探索。多年以来，继续开办天士力农村社会药房“药学服务实验班”，定期派人到农村药店给学员上课，深受学员欢迎。

　　职业院校负有创新文化、引领社会、宣传民众的使命。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教育的首要功能是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通过教育，将安全用药理念传播到城乡各地，尤其是农村。目前，中国公众的健康素质还需要提高：一是科学文化素养薄弱;二是药学常识薄弱，存在药物滥用现象;三是公众对自身健康状况不重视。早在以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出了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且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的现代健康观，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医学和卫生革命的理论基础。沈阳市化工学校多次组织医药服务团队成员开展“药学下乡，安全用药”知识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免费量血压、专题讲座、用药咨询、整理小药箱和夏令用品发放等项目，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不仅为村民们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也为展示和发扬医学优良传统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雄厚的科技实力是职业院校的一大优势，社会服务就是要让职业院校的科学技术及成果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变成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这就是科技创新，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科技创新尤其是药学科技创新还比较薄弱。沈阳市化工学校发挥师资力量和科研优势，组织一批具有药材种植，流通实际工作经验和科研能力的专家学者成立中药材产品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药种植业研究、管理和市场流通的工作，为农村培养药用植物栽培人才、GAP管理人才、采收管理人才、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与推广人才、中药种植产业经营人才（产业化经营）等，使他们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为政府部门、涉农企业以及农户开展应用对策研究和技术开发服务，为中药种植产业的可持续、高水平、科学化发展做出贡献。

　　当前国内中药材市场面临着产区销售难、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等问题。因此必须开辟中药材流通新渠道，构建中药材网络电子商务平台势在必行，实行网络化运作，能提高商业运作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快捷提供丰富的商业资讯，创造更多商机，规避经济风险，增强市场的竞争力。首先，学校“建立中药材电子商务销售平台”，投资成立沈阳奉天堂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实现中药材和健康产品在网上销售。其次，帮助农民创建个人淘宝网店，推广和销售道地药材，产销联动，避免盲目种植药材，保障药农收益，促进中药种植业发展。

　　[2]秦其文.地方高校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J].中国农业教育，2009，（4）：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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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只用进口农药：虽然总体上讲进口农药质量要比国产农药好。实际上大部分进口农药的有效成分也是一些常用的药物，而这些药物国产的也非常好。有条件的还是应尽量使用国产农药，关键是选好品牌，把好质量关，这样能降低用药成本。如防治荸荠秆枯病，有的就认为国外进口的甲基硫菌灵效果最好，实际上它最终转化为多菌灵，有些菜农用国产的多菌灵就能很好地控制该病的发生。

　　2、只用高价农药：部分菜农片面地认为，越贵的农药质量越好，防效越高。有些菜农由于缺乏病虫害的正确识别和对农药防治特点了解不多，盲目地听信某些农资经销商的吹嘘，胡乱地配五六种药剂，经销商是赚了钱，但菜农不但没治好病虫害，有的由于配药过多，还造成了药害。防治同一种病虫害的农药往往有多种，有的达数十种，但价钱可能相差很远。选择用药的原则，除了防效期长短、安全间隔期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廉价原则。

　　3、只用低价农药：有些菜农恰恰相反，不管效果如果，总是买一些价格相对较低的农药。实际上，价格低并不等于价廉，表面价格低的产品也存在高消费现象。有些农药制剂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工艺落后简单，不法分子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农业论文，加上大多菜农对农药生产成本构成缺乏了解，于是大量价廉而质劣的产品充斥市场，其中最常见的劣质产品就是含量严重不足的产品，这是因为有些不法厂商为了迎合经销商的要求，而降低了含量，实际上是不合格产品，不明白的菜农以为价格便宜，物超所值，殊不知这种产品是最昂贵的，使用量要成倍增加，甚至毫无效果，搞不好贻误蔬菜病虫害的防治，损失更大。而有些表面上价格低的产品往往是有效成分标示含量低的产品，即使是质量保证的产品，这些产品由于含量低，用量大，其包装材料、工资等占成本比重大，实际上是平买贵用。

　　4、只用新农药：旧农药效果不佳或没有效果，举张用新农药是避免产生抗药性，提高防效的好办法，但事实上，有些新农药仅仅只是牌子是新的，一药多名，是旧农药换汤不换药提高药剂的欺骗手段，好在现在国家出台了新政策，只能用通用名，再标注商品名，有效成分不同的产品要标明含量。因此，菜农在使用农药时不能一味求新赶时髦论文开题报告。

　　5、一成不变地使用某种（类）农药：有些菜农试用了某种（类）农药防治某些蔬菜病虫害后，发现其效果不错，于是以后每次遇到相同的病虫害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使用这种（类）农药。这些人往往对农药的认识不足，尤其对抗菌药及抗虫药的抗（耐）药性问题缺乏认识，结果防效越来越差，有的甚至不断提高用药量，效果仍然不好，甚至认为是假药。

　　6、无病不用药，有病乱打药：蔬菜病虫害的防治原则是农业综合预防为主，防治为辅、防重于治。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菜农对预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预防观念淡薄，抱侥幸心理。不注意种子消毒、种苗消毒、土壤消毒、设施消毒，用较少的投入去控制病虫害，不重视基肥，不合理追施肥水，不合理密植，这样为病虫害的发生发展和流行埋下了隐患，不仔细检查病虫害的初发，往往等病虫害大发生时，才想起用药防治，从而收效甚微，给蔬菜生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荸荠枯萎病的防治目前没有很好的防治药剂，只能靠加强农业综合防治管理，把病害的发生机率控制在前期。有些种植户不注意观察农业论文，往往前几天发现荠苗还好好的，突然之间一二天就发生毁灭性地病害，这个时候再用任何药剂均已无力回天，因为枯萎病的发生是从茎基部开始的，有一个表现是青枯死，实际上看起来是健康的，但茎基部早已出现了该病的发病症状，等菜农发现时，往往已到后期。

　　7、轻预防重化防：许多菜农往往等到病虫害大发生时才想起用化学农药进行防治。蔬菜病虫害发生一般都有一个潜伏期，只在当病菌虫卵达到一定的数量后，才会达到给生产造成危害的程度。虫害防治在卵期和二、三龄前，用化学防治很有效，一旦超过了三龄，甭管用什么药，效果均差。病害达到毁灭性级别，要想防治相当困难，特别是对一些病毒性、土传病害。要树立和坚持防重于治的原则，从选留种开始进行严格的栽培管理。

　　8、注重速效性：有些菜农对杀虫剂的认识是当即能打死虫的是好药，而对于抑太保、苦参碱、卡死克等生物药剂或作用机制不同效果慢的好药认识不足，而往往正是后种药剂杀虫效果最好，持效期长，而更划得来。有些经销商甚至把一些所谓的新药撕掉标签，菜农用了后蔬菜马上有了反映，就认为是“好药”，实际上某些经销商是用的一些叶面肥料来冒称药剂，打在蔬菜上当即对没死的蔬菜有效果，过后病虫害还是没防治好，因而加大了用药成本。

　　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农药很早就被用作保护作物，与病虫害作斗争的工具。早期人类把包括危害农作物的病虫、草害在内的严重自然灾害均视为天灾，但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一些天然物质具有防治农作物有害生物的性能。公元前1200年古代人用盐和灰除草，公元前5世纪，《周礼》中记载有莽草、蜃炭灰、牡菊等可用于杀虫。公元前3一前4世纪，《山海经》中传说“有白石焉，可以毒鼠”。东汉时，炼丹术进入鼎盛时期，开始能制造小批量的白砒。1031年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中有用白敛、硫磺治花虫的记载。1637年成书的《天工开物》已提到白砒的烧制和应用，可见当时亚砷酸的生产规模及作为农药的重要，农药已经作为人与自然斗争的工具广泛使用。现在农药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的产前至产后的全部过程，是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同时也是用于环境和家庭卫生除害防疫的主要药剂。

　　毋容置疑，当前由于农药的过度滥用，已造成严重的危害，生态环境被破坏，农产品中农药残留严重超标，对人畜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人们幻想利用化学药剂对害虫、病菌斩尽杀绝，这背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原则。违背了自然法则，破坏了生态平衡，随着一些害虫被消灭，它的天敌也面临灭绝，害虫的抗药性随即增加，像一些地方出现的蝗灾等就是例子。的《沁园春・长沙》中说：“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他说的是万类，而不是人类，“竞自由”是指万物在自然界里生存竞争，争得一席之地，都有生存的权利。害虫、病菌这些生物同样也有它们生存的权利，也要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人类对农业生产的保护中要讲求“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一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的原则。而且，害虫、病菌也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杀”这种处理问题方式与“合”(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对立的。

　　2500年前老子就指出，人道应该和天道和谐发展。人道应该学习天道，人道应该效仿天道，把天道的本质用到人自身来，提高人的认识，当然也应该用到社会上来，用到农业生产上来。在探讨人道的问题上，老子的书有深刻的论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天道在不断的运行，运行的规律是什么?怎么运行?古人在春秋末期都了解天道是不停地在运行，究竟怎样运行，用一句话“反者道之动”，向自己的对立面运动，即“物极必反”。事物很兴盛，兴盛到顶点，然后就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衰落。人们担心食物中目前农药的过度滥用已成为热门话题，有没有农药残留，担心对环境的破坏，担心毒性的危害，甚至农药应不应该使用都成为热门话题。

　　农药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资料表明，世界各国粮食平均产量与农药用量正相关：年平均用药量多的国家，单位面积产量也较高；在各类植物保护方法中，化学防治是用少量化学能换取大量太阳能的最有效方法，使用农药可挽回15―30％的农作物产量损失，每投资一元农药可有数元至数十元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对一些病虫草害，化学防治迄今仍是最有效的防治方法。农药的科学合理使用可避免或减少有害生物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但不合理滥用，也会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和严重损失。因此，改善农药性能，研究合理用药措施，保护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是农药发展的重要课题。

　　随着改革化进程的加速，人口话密集程度的加深，原有的种植工艺早已无法满足日渐膨胀的人口数量，而且在原有的种植技术当中，病虫害作为主要灾害，深深的影响着农作业植物的发展，所以农药的诞生势不可挡，作为主要防止病虫害的手段，其得到了迅速的普及，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日益加深，近年来有毒蔬菜、有毒水果，都不约而同的出现在了大家的餐桌上，由于农药的副作用，癌症、高血压、帕金森等病症也纷纷来袭，导致许多人重伤甚至死亡。而且在我国农药残留技术一直都为得到系统的完善，致使许多发达国家都不引进我国的蔬菜水果，从而导致农作物对外出口贸易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与影响，进一步导致这些无法出口的农产品以低价回流，造成国内市场混乱，国人内部消耗有毒农作物的现象此起彼伏，归根结底在于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不完善，设施设备的不精良，理念重视程度不足够，发展进程方向不明确，所以本文当中笔者结合多年经验，就国内外的技术作为根本论点，对其农药检测的技术发展方向做出阐述，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这一关乎民生的根本问题。

　　在国内外农药残留样品的预处理方法多种多样，总结起来大约有六种，即：索氏提取器法、消化法、微波萃取技术法、超声波提取法、浸渍漂洗法、振荡法等。而在种六种提取方法当中，微波萃取技术法是国际上新兴的一种农药样品预处理方式，其设备简单、适用范围广、提取快速，已经渐渐的成为了国内外主流的提取方法，所以我国要多加学习并掌握这项技术。

　　国内外的样品净化方法大约有九种，柱层析法、基质固相分散、超临界流体萃取、凝胶渗析萃取、低温冷冻净化法、固相萃取法技术、薄层层析法、固相微萃取技术、加速溶剂萃取技术等，所以根据不同的农产品制定不同的净化方法至关重要，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切不可一概而论，盲目的选取一种净化方式作为主流。

　　以现在来看，农药经过多年的发展，种类繁多，已经形成了农药体系，针对不同的农作物都有这不同相应的农药，所以在国外进行农药残留分析时，都把其当做一项复杂混合物的分析技术，对其分析时的特异性、微量操作手段、灵敏度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很多，大体上分为三大类：农药残留的生物测定技术、理化检测方法和快速检测法。

　　生物检测技术的概念是，通过生物实验，观察其生理反应以及正常指标的波动，从而检测农药残留的状况。这个方法的有点在于简单、快速并且对实验农作物不需要进行额外处理，但是对指示生物要求较高。弊端在于不能具体的确定农药的成分以及品种，有时会出现错误，在国际上，这种方式方法已经渐渐的被淘汰

　　现在国际上最为常见的是多种方法联合技术，比如气相、液相色谱与多级质谱联用技术，气相色谱与质谱联用技术等。这些技术不仅有着快速简单的特性，而且能够准确的确定农药的成分以及残留农药的覆盖率，以及残留农药的性质，从而针对性的做出控制治理，减少残留农药对食用者的伤害。

　　采用现场快速初筛检测和实验室验证性检测结合，对结果阳性的样品用准确、可靠的色谱法进行验证，可大大减少分析工作量，提高分析效率，有利于加强农药残留监控的力度。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各国所共同研究发展的方向，也是目前农药检测最为有效、快速的方法，各国都相继投入了大量的成本，而我国也已经开始对这项技术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套技术能够完善的应用到我国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当中。

　　在农药残留检测中，烦琐冗长的样品前处理过程，一直困扰着检测工作的进展。样品前处理产生误差的机率最高，欲获一个快速、准确、规范的分析方法，必须省去转移、浓缩等容易造成损失的中间步骤。各种在线联用技术可避免样品转移的损失，减少各种人为的偶然误差，将是农药残留分析方法研究的重点。现已有公司研发出包括用于样品处理和用于在线分离色谱的自动化装置。如SPE-HPLC、HPLC-GC、SPME-GC联用的完全自动化的在线系统。但目前研发的在线检测系统只是有成功的个例，还存在许多技术上有待突破的地方。

　　随着使用农药的转型，高毒小分子化学农药的退出和生物农药的兴起将使其应用更加广泛，今后分析重点将转向与生物组织成份很难区分的生物大分子农药，生物农药的检测将提上日程。农药分析样品污染源的未知性，注定了检测应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检测工作者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核磁共振（NMR）是最强有力的测定未知化合物结构的方法之一。HPLC-NMR-MS可以进行复杂混合物的分离和检测，分辨率很高，并且可以测定未知物的完全结构。目前已有HPLC-NMR联机技术的报道，但在农药残留方面的应用尚不多见，在将来，HPLC-NMR和HPLC-NMR-MS等系统化的处理复杂样品的测定技术仍是今后农药检测的趋势。

　　就国内外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来说，一定要做到农药样品的预处理上一丝不苟，在样品的净化方法上不断创新，在农药残留检测分析依靠强而有利的数据，在残留的生物测定技术上准确的把握其生理，在农药残留的理化检测完美的配合所适用的不同种类方法，只有先认真的做到这五点，才能不断的在技术上求发展求突破，而其发展的方向不仅要完善检测制度、提高在线检测能力，还应重点提高复杂样品的检测能力，使其检验技术向多元素性全面性发展，所以笔者在此呼吁，作为农药残留检测技术人员，不仅要完善自身的理论技术，还应该加强自身的理论知识，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基础，并加以详细的交流与实践，降低农药残留的“软污染”吧不合格的产品拒之门外，让我国的百姓可以放心的食用食物，为祖国的蓬勃发展做出有利的贡献。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所体现的巨大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政治有重大影响。科学技术通过经济和军事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反之，国家政治对科技发展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国家的政治需要和宏观调控决定着科技发展的方向，同时科技发展也需要国家通过科技政策和科技立法为自身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学术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科研管理体制上也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因而，政治及政策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昆虫学50年的曲折历程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政治活动往往左右科学研究的命运。

　　20世纪上半叶，近代昆虫学研究在我国得到开展。但由于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不安，缺乏一个统一、有力的中央政权，政府没有制定和实施一贯有效的科学发展计划和保障措施，我国的昆虫学研究进展缓慢，研究人员缺乏，机构组织散漫，整个昆虫学的基础甚为薄弱。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中国昆虫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在近50年里，昆虫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大的波折和起伏。

　　1949~1966年，是中国昆虫学科研体系完整建立和昆虫学研究初步繁荣的时期。其间虽经历了“”和“反右倾”，在科技战线出现过瞎指挥、浮夸风等现象，但1961年党和政府调整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偏差，保证了科研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昆虫学研究在短暂停顿后又得以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短短10余年里，在各级农业科学院（所）、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的有关部门及医学、林业、粮食、铁道等科研系统内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中国昆虫学研究和教育机构。昆虫学各主要学科取得显著进展，新的分支学科得到建立和发展，研究成果增长迅速。从1949年到1962年即发表、出版各类文献13952篇，是建国前50年文献总数（7262篇）的1.9倍[1] 。

　　1966年开始的，使我国的昆虫学研究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建国后17年的科研成就被完全否定。昆虫学研究机构大多被搬迁或解散，科研设备和实验基地被毁坏，研究资料大量散失。《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等各种学术刊物被迫停刊，全国性的学术交流陷入停滞。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昆虫学许多领域的研究拉大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1978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批判了在科技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从此，中国昆虫学进入深入发展时期。昆虫学教育重新走上正轨。昆虫学研究机构逐渐恢复并不断完备。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得到广泛应用。基础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昆虫分子生物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拓展。农林医牧重要害虫得到有效控制，并发展成熟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害虫综合治理技术体系。资源昆虫的利用不断深化并形成产业化。新的昆虫学刊物不断创办。继《昆虫学报》、《昆虫知识》、《动物分类学报》复刊以后，又先后创办了《昆虫分类学报》、《昆虫天敌》、《动物学研究》、《昆虫学研究集刊》、《动物学集刊》、《武夷科学》、《森林病虫通讯》、《昆虫与植病》、《生物防治通报》、《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Entomologica Sinica（《中国昆虫科学》）（1994）等昆虫类相关刊物。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昆虫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表明，政治环境对科学研究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半个世纪里中国昆虫学一波三折的发展轨迹，正与建国后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紧密合拍。因此，能否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关乎我国科技发展的命运。

　　政治因素与政府政策对昆虫学的影响，还表现在与昆虫学有关的几次群众性运动中。这些群众性运动都是由政府发起、组织、领导的。政治挂帅，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是这些运动的主要特点。这几次群众性运动对某些昆虫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应用性研究有重要影响。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体传染病是以医学昆虫作为媒介而传播的，加之因它们刺叮吸血等活动对人畜造成的骚扰和影响，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仅疟疾的发病人数每年就达3000万例，1900—1949年因鼠疫死亡102万余人[2] 。因此，建国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媒介昆虫的防治，并开展了长期的群众性除四害（其中包括蚊、蝇、蟑螂和臭虫等）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最初缘于抗美援朝期间美国进行的细菌战。1952年春，侵朝美军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虫，危害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昆虫学家刘崇乐、马世骏、何琦、陈世骧、朱弘复等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不顾生命危险，深入现场，调查研究，以大量科学事实，向全世界证实了美军的罪行，并指导军民消灭了大量的细菌毒虫。

　　是年，中央决定开展以反对美帝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立由党政军和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最初的任务是消除病媒，粉碎美国细菌战。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1955年后，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为主要内容。根据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58年中共中央了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初定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为四害。1959年将麻雀改为臭虫。随后，在全国城乡掀起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

　　在这场运动中，医学昆虫的研究与防除受到空前的重视，并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的色彩，要求在若干年内消灭主要传染病及其传病媒介。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26条指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如丝虫病、黑热病、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疟疾等。上述疾病皆由医学昆虫为传染媒介。又第27条关于除“四害”中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虫。1958年在全国实行工农业生产，要求卫生领域也要实行，其突出表现就是大力开展以除四害、讲卫生、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地积极地领导这一运动，在今年春夏两季把这一运动发展到全国一切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地方，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动手的程度。要在今年春季，使每一省、市、自治区，每一县区，每个乡镇，每个合作社、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都订出自己除四害、讲卫生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而且务必在今年内打下实现长期计划的巩固基础。……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决定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的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3]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相关科技、尤其是医学昆虫知识的支持，因此，广大昆虫学工作者纷纷投身于医学昆虫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对蚊、蝇、白蛉、蠓、蚋、蚤、虱、臭虫、蜱螨等进行区系调查、分类鉴定、生物学、生态学、传病关系和防治的研究，使我国医学昆虫学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以研究论文为例，医学昆虫研究论文在同期昆虫学论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从1949~1959年的十年间，即发表相关论文500余篇[4] 。以《昆虫学报》为例，在1950创刊后的十年间，《昆虫学报》共发表研究论文334篇，其中医牧昆虫类论文数量最多，达87篇，占同期论文总数的26.1%[5] 。朱弘复以《昆虫学报》和《动物分类学报》这两种刊物为依据，对1949~1979年30年间的昆虫分类学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19个目和蜱螨的共475篇分类研究论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有关双翅目论文123篇；其次是螨类论文67篇；蚤目论文44篇，排第4位。上述论文绝大多数以医学昆虫分类研究为主，即医学昆虫方面的论文约占总数的一半[6] 。由此可见对医学昆虫研究的重视程度及其丰富成果。

　　医学昆虫研究的大量成就促进了媒介昆虫的防制，短短十几年里，数十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虫媒病如黑热病、腺鼠疫、疟疾、丝虫病、斑疹伤寒、恙虫病及森林脑炎均得到有效控制，个别已接近基本消灭。

　　土农药是利用天然出产的各种资源，经过简单的加工制造而成的一种农药，是区别于一般化学合成农药的通称。土农药包括植物性药剂、动物性药剂和矿物性药剂，其中主要是植物。与化学合成农药相比，土农药具有来源广、品种多、数量大、费用低、用法简便等特点。我国使用土农药防治害虫，已有悠久历史，但大规模广泛的使用是在1958年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时候。

　　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病虫害运动。在期间，为了达到全面消灭害虫的目的，强调普遍施用药剂杀虫，农药的需要量骤然增加，化学农药一时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在化学防治方面，提出“土洋并举”的方针，要求各地结合当地的条件大力发展土农药，弥补化学合成农药的不足。全国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土农药的高潮，各地兴办了很多土农药厂，发掘利用的土农药多至500余种，采制1000多万吨。按全国播种面积21亿亩计算，平均每亩用土农药约10斤；在药剂防治的应用上，土农药约占70%[7] 。

　　1959年农业部在农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 的植保方针。要求全党全民一齐动手，开展一个声势更为浩大的彻底消灭农作物病虫害的运动；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要求除四害运动做到彻底消灭干净。因而，对农药的需求更为迫切。全国各地掀起更大规模的土农药运动。许多地区提出非常宏大的土农药规划。江西省提出“人人采药、队队建厂、坵坵使用、块块丰收”的口号；山西省的口号是“土洋并举、大小结合、利用矿藏、采集毒草、保证作到用多少有多少，何时用何时有，要什么有什么”；福建省采取全面发动群众大搞土农药运动，生产计划是1500万吨，这个数字相当于1958年全国土农药使用量的总和[8] 。

　　土农药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植物保护和农药科学的相关研究。各级农业科研部门和相关研究单位均进行了土农药的分析、筛选和提制研究。在土农药运动中，中央组织有关十个科研单位联合组成土农药科学研究办公室，对全国的土农药样品进行了分类鉴定、化验分析、提纯精制、药效测定和贮存保管等的研究试验工作，并根据各地资料汇编成《中国土农药志》一书。《昆虫知识》（1959年第1期）特地出版了土农药专号。

　　土农药在防治棉田斜纹夜蛾、水稻螟虫及稻飞虱等害虫上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各地生产的数百种土农药，大多配制技术粗糙，有效成分低，药效不稳，难以达到预想的防治效果。然而受到当时浮夸风的影响，各级政府过于强调土农药的使用效果，使众多昆虫学家和广大农民投入到大搞土农药的运动中，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主持制定过一系列植保方针，用以指导当时的农业病虫害防治工作。随着政府相关方针政策的变化，我国害虫防治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几次大的转折。

　　我国1950~1955年农业害虫防治的方针是“防重于治”。1956年适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鉴于DDT等有机合成农药在害虫防治中的明显功效，提出了“有虫必治，重点消灭”的方针，其后又提出“全面防治，重点消灭”。“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具体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七年或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各地区应当把当地其他可能消灭的主要虫害和病害，列入消灭计划之内。”1958年全国农业生产，次年农业部提出了新的方针：“全面防治，土洋结合，全面消灭，重点肃清”。上述方针在防治目标上强调对害虫的彻底消灭，防治措施上强调使用化学农药，化学防治面积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大。1952年各种化学农药的供应量为1717吨，化学防治面积3000万亩；1957年化学农药供应量增至148 985吨，化学防治面积增加到5亿亩。1958年全面以后， 1958年化学农药的使用量达478 000吨，防治面积13亿亩[9] 。在这种以“消灭”为目标的植保方针指导下，植保工作以化学防治为中心，生物防治等其他防治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1975年5月，农林部根据国际IPM理论的发展和国内植保工作的形势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新方针，其原则是：“以防作为贯彻植保方针的指导思想，在综合防治中，要以农业防治为基础，因地、因时制宜，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措施，达到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为害的目的。”这一时期在防治方针中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化学防治和生物防治的综合受到更多关注，生物防治受到或多或少的过分强调，但化学防治仍是最主要的防治措施。

　　80年代中期，随着国外新型农药特别是菊酯类杀虫剂的大量涌入和生产管理体制的原因，化学农药出现大量、不合理的使用，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如天敌大量杀死，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害虫抗药性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政府开始重视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1986年提出新的综合防治原则：“综合防治是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管理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系总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协调应用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受害允许水平之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这一新的防治方针包含了三个基本观点，即生态学观点、经济学观点和社会学观点，实际上与60年代中期在国际上兴起的害虫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内容一致。与传统综合防治相比，害虫综合治理在防治策略上是一次飞跃。前者主要依靠化学农药追求农业经济效益，后者要求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重视天敌的自然控制作用，即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效益。

　　“六五”期间，害虫综合治理研究开始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从项目实施以来，我国在综合治理的研究与推广应用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应用基础性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长距离迁飞与短距离扩散的行为研究，为害损失模型的研究，主要害虫经济损失阈值和防治指标研究，寄主植物对害虫的耐性和抗性研究，无明显形态区分的近缘种鉴定，寄生性天敌寄主卵膜结构和卵的营养成分研究等，均取得了明显进展。这些研究为科学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继续研究种植制度与抗虫性品种控制害虫的作用；试验了解决害虫抗药性问题的技术措施；生物防治受到极大的重视并得到了迅速的进展，微生物杀虫剂的生产技术和产量不断提高，利用人工卵大量繁殖赤眼蜂的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以天敌蜘蛛为主要生防因素的防治面积不断增加[10] 。

　　90年代以来，我国的IPM技术已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接轨，使无公害农业和防灾减灾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初期，我国综合治理面积仅130万hm2左右，80年代中期扩大到460万hm2，90年代综合治理面积每年以150~200万hm2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全国粮、棉、油、糖、菜、果、茶等十多种作物上实施IPM的面积达2800万hm2以上[11] ，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害虫防治科技的变迁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政府的正确决策是学科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政府主导科研活动的利弊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国家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科学背景和经济基础的影响，我国在科学技术管理上实行全面与直接的政府干预，在科技政策上，主要采取计划推动、行政安排。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可以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以高层的集中领导和严密组织，对全国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及自然资源进行全面的调配和使用，能使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得到尽快解决，并促进相关分支学科、方向在短期内取得显著进展。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无疑是计划科研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硕果。

　　我国在蝗虫治理研究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一个典型事例。由于蝗虫的严重危害，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蝗灾控制和蝗虫研究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在农业部病虫害防治局内专门设置治蝗处，统一领导全国治蝗工作。1953年开始在全国主要蝗区建立了蝗虫防治站。在科研力量上，以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7年改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为主，调集全国昆虫、植保等研究人员，深入蝗区，开展全面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通过各级政府、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几千年来危害深重的蝗灾终于得到有效控制，1950~1997年间，累计净改造蝗区面积367.8万hm2，使蝗区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21万hm2减少到90年代的153.2万hm2，共减少70.6%[12] 。在治理蝗虫的过程中，50~60年代昆虫生理学、昆虫生态学等分支学科以蝗虫为主要研究对象，在飞蝗的区系分类、形态学、组织学、生理、生态等基础理论及飞蝗治理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

　　首先，科技规划及科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政府决策者需要科研活动产生直接和迅捷的经济效益，注重科技的功利性和实用性，难免在科技管理中存在急功近利，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短期效应的基础性研究容易受到忽视，使科技的长远发展缺乏后劲。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科技研究开发经费（R&D）的绝对值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即使在90年代后期这一比重有所上升，2000年达到了1%，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总的来说，我国科技投入的强度不足。从图1中可知，在总量不足的研究发展经费中，还突出地存在内部结构比例不当的问题，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比重过低，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的水平。以2000年为例，我国研究与发展经费中，应用研究占26.39%，试验发展经费达68.43%，基础研究的比重仅为5.18%。而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这种重功利轻基础的现象在昆虫学50年的发展中也很突出。“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是新中国昆虫学的总方向”[13] 。这一指导方针对农业昆虫学、医学昆虫学等应用性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也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科学研究为生产实践服务的方针，加之由于国家资金有限，只能投入到当前在生产建设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中，使我国的昆虫学基础研究受到制约。甚至一度把基础研究视为“三脱离”而加以批判。

　　即使是对基础性研究本身，也强调其成果的实用性。如昆虫分类学本是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但长期以来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导致分类学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与农林生产和医学保健密切相关的目科，如代表我国昆虫分类最高水平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各卷，基本以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目科为对象。而大量的分类空白，妨碍了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现象在昆虫生理学、昆虫病理学等学科中也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昆虫学都严重缺乏基础研究。

　　基础性研究的不足，反过来妨碍了突破性应用成果的创新。在比较突出的某些应用研究领域，虽然部分成果一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应用研究作支撑，缺乏发展后劲，逐渐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差距。如建国以来我国生物防治科技取得了突出成绩，但目前已知的和正在利用的生防资源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赤眼蜂、苏云金芽孢杆菌。生防资源的调查、收集、筛选、改良等基础性研究领域受到忽视，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不足，深入的理论研究难以开展，妨碍了生物防治的深入发展。我国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在短短十几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转基因抗虫作物和重组病毒作为表达载体等应用性研究方面进展较快；但由于对不具直接应用价值的基因研究不足，一些目的基因上游和下游的研究工作相对薄弱，因而昆虫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缺乏创新。

　　这种高度集中的科技管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弊端是：整个科技工作长期以来被纳入意识形态领域，形成科学技术政治化的倾向，这和当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分不开的。其表现之一是强调科学技术直接为政治服务。期间在害虫防治领域的一些群众运动是其具体体现。当时为服务于“赶英超美”的政治目的，在害虫防治工作中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要求以政治挂帅，大力开展除“四害”运动和土农药运动等群众性运动，在短期内彻底消灭重要病虫害。这种全民动员的群众性运动虽然在一定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病虫害的研究和防治，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一方面广大昆虫学科研工作者必须投身病虫害防治的第一线，难以潜心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专业荒疏、设备闲置、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另一方面，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不切实际地要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普遍进行媒介害虫和农作物病虫害的技术研究，既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其成果最终也难以转化为真正有用的产品。

　　科学政治化还表现为以政治手段干预科学争论。50年代李森科事件对我国整个生物界的影响是一个典型事例[14] 。

　　20世纪30年代，苏联遗传学界出现了李森科学派同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这场争论后来发展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批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过程中，苏联的这套做法被引入中国，出现了以行政手段支持李森科学派、压制另一派的情况，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在我国也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科学家大都遭到批判。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停止讲授，明显地以摩尔根学派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在多数农业系统的院校和研究机构中，已有显著成就的杂交育种工作也被视为“摩尔根主义的碰运气的方法”而全部中断。

　　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艺术和科学的根本方针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会议使这种“一家独鸣”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此后不久，我国学术界又被卷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批判之中。当中国的遗传学研究受到重创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遗传学正在取得迅速发展。四十年代以后，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已越出动植物界，在微生物界也得到证实，从而打开了利用微生物研究遗传学的大门。生化遗传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个基因一个酶”的相对应关系已经得到公认。多年来寻找的基因的有机化学实体找到了答案，这就是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发现。1953年建立起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此后又掀起了探讨遗传密码的热潮。而由于李森科事件的影响，中国的遗传学乃至生物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上述事例表明，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方法直接干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只会破坏和干扰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党和政府在科技管理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给予科学研究必要的自由空间和充分的经费支持，并保持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1世纪人类正步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与发展战略。我国将在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科技规划中应做到统而不死、散而不乱，把宏观管理的重心始终放在提供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社会保障条件上，加强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力度，增强科学技术基础与后劲，保证科学研究能力的持续与平衡发展。

　　[1] 王华夫：《中国昆虫学文献综述》，北京：《中国昆虫学会1962年学术讨论会会刊》。第333页。

　　[2] 柳支英、陆宝麟主编：《医学昆虫学》，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7页。

　　[3]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1959年《人民手册》转载，大公报社，1959年9月。

　　[4] 柳支英：《新中国医学昆虫学的进展》，《昆虫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73页。

　　[5] 刘崇乐：昆虫学报的第一个十年。《昆虫学报》第10卷第1期，1960年2月。

　　[6] 朱弘复：《中国昆虫分类学、昆虫形态学三十年》，《昆虫学报》第22卷第3期，1979年8月。

　　[7] 赵善欢：《十年来中国农业害虫防治的成就。